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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终极解释

整子2022.8.13

《易经》和《周易》之书也简称为“易”。《周易》是早于《易经》产生的。《易经》包括二部分组成,1,《周易》,2,十翼。十翼即指《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十翼是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人对《周易》的诠释文本。除了十翼之外,另外对《周易》的解说和诠释历代也没有断过。例如《二三子问》,《易之义》,《要》,《乾凿度》,《参同契》,《子夏易传》等等。

就原始所记录的《周易》而言,除却十翼的文本,应该就是《周易》本身的内容记录。这个类似书名的提法最早出自《周礼·春官宗伯·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这些提法通常被后人看作是书名,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也无伤大雅。这些“连山”“归藏”“周易”应该是指官方制定的关于卜筮所遵循的最高法则。但不是卜筮或占卜本身。后人把《周易》看作古人占卜用的书,那是天大的笑话。至少说明后人根本没有看懂《周易》中的内容,瞎胡诌一通。

就拿《春秋·左传》来说,其中也记载了春秋时代的占卜就引用了《周易》的文本并描述其中进行占卜活动的事件,但是根据后人的研究,春秋三传都是战国时代成书,因此不排除其在《春秋传》中胡乱添加进去的内容。因为这些占卜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和历史问题。就拿《春秋》这本书来说,最早也是在战国初期才能成文推出,那肯定都是后人伪托的左丘明之名。在同一时期中,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较早同一时代的书籍,如《道德经》《论语》《孟子》等书籍中根本没有提到相关《周易》此书的记录,甚至内容的记录,从文本和文化的传承角度看,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得出,《左传》中所记录的拿《周易》来占卜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春秋战国青铜器上也并没有发现相关《周易》用于占卜的的记录。

其中《论语·述而第七》7.17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然而这个句子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是这样记录: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定州竹简论语·157》记录的内容是:“……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矣。”刘宝楠论语正义》:“释文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此出郑注。惠氏栋九经古义:“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斅。’此从鲁论,‘亦’字连下读也。”案:鲁读不谓学易,与世家不合,故郑从古论。”朱熹论语集注》:“五十当是卒字”。 根据以上各个诠释版本的内容纠讹,正确的说法“易”当是“亦”字。也就是说,《论语》中根本没有提过什么易经或者周易的事情,那都是后人篡改,私自添加进去的。很可能是根据后文的“大过”二字被认为是《周易》大过卦的出典,于是产生了错误的理解。结论:《论语》也没有提到什么《周易》。

关于后人对《易经》的认识,我总括了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观点。另有说法是“六经之首”,这个观点我未知出自于何处,但是普遍被人们引用,已经成为常识,当是后世儒家所奉。《汉书·艺文志》:“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南史.卷七一.儒林传.沈峻传》:“周官一书,实为群经原本。”这又是另一个看法。从《周易》的记录内容来看,应该是已有明文记录的性质在历史上是最早的。因为各个句子都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段落,甚至还处于没有成体例的句子形式。这种形式同殷墟的甲骨文记录是一致的。说明《周易》的记录内容最早是用甲骨文写就的,后来被人们整理翻译出来,于是就流传了下来。在这个历史的意义上说,《周易》为群经之首并补为过。但是,它可不是用来占卜的,而是占卜后的文字记录。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由于历史间隔太久,人们根本已经记忆不起是怎么回事,于是一些稍微有点懂占卜的巫师之类的人开始把它当作是占卜的工具来使用。也许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方式的缘故,使得《周易》传承了下去。

第二,“六经皆史”的观点。六经指《易》《书》《诗》《礼》《乐》《春秋》。这个观点大约产生于隋唐时代,如隋代的王通(584年~617年)之后有宋代陈傅良,元代郝经,明代宋濂王守仁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一》、李贽,清代袁枚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等。章学诚比较统一地表达了这个观点,提出了“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的命题,反对“离器言道”。既然六经皆史,当然《易经》也不例外。那么《易经》记载的是什么历史呢?据我的研究,《周易》所记载的内容是周武王从伐纣的历史开始一直到周朝的天下建立,统一各国的历史记录。由于文字书写的变化,很多内容都已经丧失了原来味道,传承过程中难免讹写,错写和不同地区的使用不同的文字也有关系。基本内容的体现和风格还是变动不大。

第三,“六经注我”。这个说法出现在宋·陆九渊《语录》:“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个观点为后人所普遍接受,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概括。历代儒家儒学人士对六经的研究,注疏,诠释的书籍多如牛毛,如果包括上今人的白话文翻译,那就更多了。但基本上逃离不了“六经注我”的命运,而“我注六经”则几乎难以发现。有道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是这样来的。《红楼梦》第三回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易经注我”也难逃这个历数。历代儒生们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最后弄成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占卜工具,神经兮兮地乱诌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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